“我是一名學生家長，孩子曾在北京環球智康時代教育咨詢有限公司豐臺第一分公司培訓過，上過英語、數學、語文、物理等課程的‘一對一’培訓，學了一年沒有什么效果，本人準備投訴。我已向豐臺區教委查證，這家培訓機構沒有辦理過辦學許可證，請問其是否可以開展此類‘一對一’培訓?是否違規超范圍經營?”這是一位學生家長前不久在北京市教委網站留下的提問。

什么樣的機構可以從事課程培訓?校外培訓機構的資質誰來認證?記者就此進行了深入的采訪調查。

大多數培訓機構，都是按公司來注冊的

在文新教育網站，記者看到這樣的介紹：文新教育機構下轄的文新學堂，主營初高中個性化輔導，在北京現有50個學習中心。記者隨后來到位于北京學院南路的一個學習中心，看到報名咨詢處的墻上貼著兩排證明其影響力的各種證書，卻唯獨不見相關辦學資質證明。

面對記者的疑問，工作人員解釋說：“我們的資質是教委認定的，證照在總部呢。這個中心的營業執照暫時還沒有辦下來。”

在北京市工商局網站上的“企業信用信息”查詢窗口，記者輸入“文新”兩字，結果顯示出多條“北京百年文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某某分部”的登記記錄。經營范圍普遍為“技術推廣服務;組織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不含演出);軟件設計;教育咨詢(不含出國留學咨詢及中介服務)”。記者隨后在另一所文新學堂看到了營業執照，其經營范圍與此相同。

那么，這樣一家公司能否開展初高中個性化輔導?記者從北京市教委網站的問題答復中得知，有關教育類的社會培訓機構由所在區縣教委注冊審批，其他類型由工商部門審批。可是，截至今年10月10日，在北京市海淀區教委網站的民辦培訓學校簡介目錄中，記者并沒有查到帶有“文新”字樣的名稱。

營業執照上按公司來注冊，實際從事的主業卻是課程輔導。這種現象多不多?帶著疑問，記者以給孩子報輔導班為名，暗訪了一些教育培訓機構。在尚志教育的一個教學點，記者詢問辦學資質后得知，其在工商局海淀分局注冊為“北京尚志懷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范圍中與教育有關的是“教育咨詢”。

既然要開展教育培訓業務，為何不去區教委審批登記，反而去工商部門注冊呢?京博教育工作人員無意中透露出這樣一句話：“如果注冊一個純粹的教育培訓機構，很麻煩很復雜，但是注冊成科技文化公司就容易多了。”記者調查發現，京博教育在工商部門注冊為“北京京博良才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經營范圍只有一項“文化藝術事業”，從公司名稱到經營范圍，都跟教育不搭界。

按教育培訓機構來注冊，還是按公司來注冊，兩者有何區別?帶著疑問，記者走進了北京卓越萬商登記注冊代理事務所。

記者問：“如果辦一個教育咨詢公司能開展教育培訓嗎?”工作人員頗感為難地說：“怎么跟你說呢，這樣的公司要是掛學校的名字，那就得有教委審批的資質證書。如果就是辦教育咨詢或教育科技公司，則不用教委審批，去工商部門注冊就可以。”

記者又問：“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才能辦教育咨詢或教育科技公司?”工作人員回答：“先辦一個營業執照，注冊資金最少3萬元，必須有正規的商業用房，10平方米就能辦。”

在《北京市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設置管理規定》中，記者發現設置條件中這樣寫道：具有能夠滿足教學需要的相對穩定的辦學場地和教學用房，校舍面積不低于500平方米，其中教學面積不少于80%。具有穩定的辦學經費來源，注冊資金不少于50萬元(其中20萬元為風險資金)。在評議審批一項中規定，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的名稱一般應為“××培訓(專修、研修、自修、補習、輔導)學?；蛑行?rdquo;，不得稱作“××學院”，名稱前須冠以“××區(縣)”的字樣。

由此可見，按公司注冊卻開展課程輔導培訓，無異于掛羊頭賣狗肉。記者還了解到，《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規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經營性民辦培訓機構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是，國務院至今未就經營性民辦培訓機構制定“另行規定”。北京漢坤律師事務所的蔣靖說，在國務院沒有就經營性民辦培訓機構制定管理辦法的情況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的企業從事教育培訓業務便無法可依。

一校多址辦班，分部超范圍培訓很普遍

在龍文教育網站，記者剛瀏覽了幾分鐘，在線咨詢窗口便跳了出來。記者問：“網站上能否看到辦學資質證書?”工作人員答：“家長，龍文教育12年的歷史，60個城市1300家分校，如果沒有證照您說可能嗎?”當記者問哪里可以看到證照，工作人員則“顧左右而言他”。

在龍文教育旗下的北京一所龍文學校，記者看到墻上掛著工商局海淀分局登記的營業執照，主體名稱為“北京龍文環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海淀安寧莊分公司”。記者隨后在工商局網站查到了眾多“分公司”的記錄，經營范圍大多是“技術咨詢、教育咨詢”。

在海淀區教委網站，記者查到了“北京市海淀區龍文文化培訓學校”的登記記錄，但是截至10月10日，并沒有查到其眾多“分部”的記錄。為了解在其他區域是否存在同樣的情況，記者登錄西城區教委網站查詢。截至10月10日，記者在民辦教育學校信息中，并未查到帶有“龍文”字樣的記錄。

《北京市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設置管理規定》中有這樣一條：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變更辦學地址或在審批機關批準的區域以外增設教學地點，應重新辦理審批、登記手續。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在審批機關批準的區域內增設教學地點，應當報審批機關備案。

“辦學許可證在總部，分部沒有掛。”這樣的回答記者在巨人學校、學而思等培訓機構都聽到過。然而，截至10月10日，記者在海淀區教委網站，并沒有看到關于各個分部的登記記錄。那么，這些總部下設的眾多分部，以公司名義辦課程輔導班，是否合乎規范呢?

蔣靖說，任何公司或分公司在未獲得辦學許可證的情況下從事教育培訓，均屬于非法經營，當地工商局有權查處。根據《教育法》，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舉辦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的，教育行政部門也有權予以撤銷。

采訪中，開發票這一環節，也令人深感疑惑。記者詢問京博教育的財務人員，是否可以開內容為“教育培訓”的發票，她說：“我們是科技文化公司，發票不能開教育培訓。”而在另一家培訓機構，工作人員竟然說：“我們列出的是課時費，如果開發票，價格就要高一點兒了。那就是走稅了，您也就要走一點兒稅了。”記者質疑：“稅不是應該由你們辦學機構來繳納嗎?”工作人員不耐煩地說：“因為99%的家長都不要發票，只拿收據。”

此外，記者發現，一些教育培訓機構的實際辦學內容已超出了在區縣教委登記的范圍。比如，北京市海淀區學而思教育在海淀區教委登記的辦學內容為“藝術類、英語”，而在一些分部，實際辦學內容還涉及數學、語文、物理等輔導班。

打擦邊球，監管難在“姓商不姓教”

“您在選擇一家校外培訓機構時，會看看它的辦學資質嗎?”記者問幾位學生家長，得到的答復無一例外地是“不看”。“我只認口碑和老師以及家長的推薦。”一位家長如是說。

家長的忽略和漠視使得培訓機構超范圍辦課程輔導班很少受到質疑，也暗暗助長其大行其道。北京卓越萬商登記注冊代理事務所的工作人員說：“在這一塊，打擦邊球的多著呢!有些事，工商不查你就沒事，查你就是虛假廣告。”

記者問：“工商會查嗎?”工作人員回答：“不好說，假如辦‘一對一’培訓，向家長承諾達到某某程度，結果沒達到，投訴多了，工商就要查。”

據了解，當前市場上的教育培訓機構的管理體制，是一種“九龍治水”的格局。主管部門多頭，不僅包括教育、民政、工商、農業、衛生、交通、財政、建設等政府部門，還有行業協會和企業，而且不同的培訓機構有著不同的部門管理。比如，雖然教育部門負責審批發放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但面向中小學升學補習的眾多機構，基本都未經教育部門審批，而只是工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

在工商部門核發的營業執照中，也含有“教育咨詢”和“文化培訓”的功能。這就使得整個教育培訓機構天生有了商業企業的性質，最終使整個教育培訓市場出現了“表面上多頭管理，實際上無人管理”的局面。

這種情況在其他城市也存在。在武漢，校外培訓機構幾乎遍地開花。武漢市教育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這種機構審批部門很多，工商等部門都可以審批。但對于監管，因為有些培訓機構并非教育部門審批，教育行政部門也無權叫停。

記者采訪中發現，五花八門的虛假廣告、招搖撞騙的課程設計、所謂的“名師”等亂象，之所以能大行其道，迷惑了家長，與相關政策以及監管缺位不無關系。培訓機構的教師應該具備什么資格?其虛假宣傳廣告誰來監督和管理?這些方面并沒有明確的政策來指導和規范，也就讓培訓機構有空子可鉆。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導范先佐教授說，教育部門出臺的各種“禁令”，適用范圍只有體制內的學校，校外培訓機構雖然干的是教育的事情，但他們是“姓商不姓教”，這就決定了他們逐利的本質。即便他們沒有教育部門許可的辦學資質，也絲毫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營利。

范先佐認為，在資質認定及審批上，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控制“準生證”，將各種針對在校學生升學考試的補習培訓機構，置于教育部門的監管之下。即便他們是民間或民辦性質，但他們所從事的也是教育。只有這樣，教育內部的包括學生減負、推行素質教育在內的許多棘手難題，才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

“功利化教育是催生這個市場的最主要需求!”河南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說，現在到了教育、物價、工商、稅務等職能部門聯手規范校外輔導機構的時候了。與其讓其肆意發展，不如給其規范一個路子，畢竟有些孩子是有課余輔導需求的;與其讓其漫天要價，不如規范一個指導價格，幫助家長捂一捂錢袋子;與其讓這塊蛋糕成為某個群體的灰色收入地帶，不如讓國家的稅收也向他們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