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評價遵循國際慣例
自從農業出現以來,人類種植的絕大多數農作物都已經不是自然演化的野生種,而是千百年來經過有意識的人工選育,通過雜交等育種技術將優良性狀基因集合在一起的新品種。就像野生胡蘿卜并非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橙色,而是紫色。17世紀,一些愛國的荷蘭人通過雜交將胡蘿卜的紫色改成了當時國旗的顏色橙色。
2002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召開專家研討會,發出“目前上市的所有轉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結論。從這三個機構來看,其所發布的信息具有很強的權威性,但仍然不能打消中國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慮。“對公眾輿論也要負責,我們中國目前對于轉基因產品的檢測可以說是非常嚴格的。”黃昆侖說。
轉基因產品通過生物技術打破了物種之間的生殖隔離屏障,這對于公眾的認知來說未免超前,實際上這種跨物種的基因轉移一直存在于我們身邊。
“傳統育種其實也包含轉基因的形式,比如雜交、嫁接等技術。很多現在習以為常的作物其實都是經過人工選育的過程得到的,只不過人們當時不知道主導這些優良性狀的東西是什么,只能通過一代代的選育來得到想要的作物。實質上也是通過基因的轉移來實現。”黃昆侖說,只不過現代生物技術讓這個過程大大縮短。
很多人說這些傳統的作物已經有上千年的安全食用歷史,這也不盡然,比如雜交水稻,我們這才吃了多少年?所以,很多人認為這些都是大自然原生的東西,這個認識是不準確的。”農業部轉基因植物環境安全監督檢驗測試中心副主任謝家建說。
“要說安全性評價,傳統育種方式是沒有的,最多是從營養學上去評價,至于食品安全性上的毒理學評價、致敏性評價都是沒有的,更沒有環境安全評估。而轉基因的產品在安全評價上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黃昆侖說。
對這一點,“反轉”的人也似乎無異議,他們所質疑的是這么多安全性評價是否能真的保證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在觀念上,人們認為現在食用的小麥、玉米、花生等都是大自然賜給我們的,我們當然要接受。但有人對花生過敏,我們也不可能拋棄花生。”劉培磊說:“對于通過轉基因技術得到的作物,人們會有本能抵觸。”
劉培磊認為轉基因技術確實存在風險,也讓人們產生擔憂,沒有風險的話國家也不會出臺一系列的法規來規范轉基因技術應用。“我們要評估風險,讓風險可控。菜刀拿來切菜有用;但拿刀來傷人,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黃昆侖說,涉及評估轉基因產品安全性還有其他兩個重要原則——逐步評估原則和熟悉原則。逐步評估原則意味著從確定基因到載體再到受體,以至最終的產品生成、培育、選育再到推廣等都要進行相關的安全評估。“從研究開始一直到產業化的每一步中,你要進行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得到上一環節的安全證明。”黃昆侖認為從逐步評估的原則來講,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評估是目前食品里面是最嚴格的,沒有哪一個食品需要這么一個環節、一步一步來。
這就意味著從一開始選基因以及選化方法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到,如果這個基因本身具有毒性或過敏性,這個基因就不應該在選擇的范圍以內。挑選了合適的基因之后再進入小規模的試驗,如果沒問題就逐步地擴大規模。
熟悉原則是指了解某一轉基因植物的目標性狀、生物學、生態學和釋放環境等背景信息,對與之相類似的轉基因生物就具有安全性評價的經驗。比如要將一個基因轉入玉米中去,而在之前相同的基因已經被轉入到棉花中去過,那么在此進行評估的時候,就可以根據之前的經驗減少相對的工作。
國際食品安全標準主要由世界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共同成立的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組織制定。其所指定的制品標準被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為國際貿易爭端裁決的依據。CAC于2003年起先后通過了4個有關轉基因生物食用安全評價的標準。依據國際標準,目前對于轉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評價主要從營養學評價、新表達物質毒理學評價、致敏性評價等方面進行評估。在美國,負責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的是食品藥品局,中國則是農業部。
“我們國家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評價在按照CAC標準執行的同時,也會遵循我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及配套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評價管理辦法》來進行。”黃昆侖說。
轉基因食品安全檢測須客觀中立
在拋出“轉基因食品安不安全不是隔壁王大媽說了算”這一論調之后,寇建平列舉了幾個機構。在中國轉基因生物安全評估體系中,這些機構被主管部門確定為權威機構。
由農業、科技、衛生、商務、環保、檢驗檢疫等12個部門組成的部際聯席會議,在整個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的體系中擔任重大問題協調工作。作為牽頭單位,農業部成立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
而技術支撐體系則由以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簡稱安委會)為代表的安全評價體系、全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簡稱標委會)為代表的標準體系、40個通過認證獲得檢測資質的機構為代表的檢測體系來構建。
這其中處在輿論漩渦中心的就是安委會。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第九條的規定,設立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工作。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由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生產、加工、檢驗檢疫、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專家組成,每屆任期三年。
很多“反轉”人士認為安委會成員是來自各個機構的兼職人員,無法擔負相關責任。黃昆侖說:“我們雖然不是全職,但我們仍要承擔法律責任,不可以為所欲為。”“安委會要對風險進行評估。如果在研究期間發現它有風險,我們就不會讓它再進行下去。”黃昆侖說。
標委會是由國家標準化管理技術委員會依法批準成立,主要負責轉基因植物、動物、微生物及其產品的研究、試驗、生產、加工、經營等與安全管理方面相關的國家標準修訂工作,目前已編制完成《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標準化體系規劃》。而這些標準制定的過程也是個嚴肅的過程,不能隨意制定。標準由制標單位做最基礎的文字、方法方面標準時,要通過征求業內至少20名專家以上的評議。
標準頒布以后,檢測機構就要依照這個標準,來進行檢測評估,每一步都是扣在一起的,檢測機構的每一步都有相關的法律支撐。”
目前通過認證的40家檢測機構主要承擔為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評價提供技術服務,承擔農業部或者個人委托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定性定量檢驗、鑒定,而且出具檢測報告。
黃昆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農業部轉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監督檢驗測試中心常務副主任。他表示作為一個檢測機構,是站在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上的。
“造假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另外造假以后對檢測機構的懲罰也是很嚴厲的,出現造假的情況肯定是要取消你的資質。”黃昆侖說。
對于構建中國評價轉基因產品安全性的這三個體系,黃昆侖表示環環相扣的每一步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據黃昆侖介紹,在經過前期的評估推斷之后,還要對得到的轉基因產品用實驗的方式去檢測產品的安全性。在CAC的框架下,國家制定了轉基因植物的安全評價指南。“只有在這個指南的前提下,大家去做出來的安全性,才能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
“我們國家權威機構的整個運作過程,向公眾說清楚。如果大家不認可權威機構,那誰說了算?那就是隔壁王大媽說了算。”劉培磊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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