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該避免的事故

殘酷的欺凌本應該有化解的途徑。

在事發前的兩個月和前幾天，都有陌生QQ賬號找上徐曉艷“臭罵”一通。徐曉艷這才明白，在大約11個月前，擔任學生會干部的她，因為制止課堂上正在說話的女生，遭到記恨。

被制止的女生曾對自己的班主任表達過對徐曉艷的不滿。“班上同學說，確實是她當時說話最厲害。”該班主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問清基本情況后，便沒有再深究。

來自受害者的“求救”信號也常常遭到成人世界的屏蔽。

騰騰跳樓前，曾不止一次跟媽媽說，學校有人欺負他，“她以為只是小打小鬧”。出事前的寒假里，他跟媽媽提出不想住校了，媽媽說，“還有兩三個月就中考了，怎么就堅持不下來?”

兒子跳樓后，騰騰的父親想起以前開家長會，老師和家長都只關心“孩子們在市里、級部里又上了多少名次”，根本不注重心理和安全教育。他只恨自己后知后覺。

在欺凌最嚴重的時候，劉洋也曾向班主任提出換宿舍，但并未被理睬。

在高景行看來，學校和教師模棱兩可的態度助長了校園欺凌的發生。“一個巴掌拍不響”、“怎么人家老是欺負你”之類，來自老師的質疑讓他覺得被“二次傷害”。

事實上，因為遭受欺凌產生的報復性殺人事件，曾經成為歐美等國重新認識校園欺凌的轉折點。1999年，科羅拉多州兩名曾長期遭受校園欺凌的高中生，槍殺12名學生和1名老師，最后自殺。事發后，包括科羅拉多州在內的多個州通過了相關的反霸凌的法律。

“國內受訪的大部分老師都覺得自己學校的欺凌行為非常少，至少不嚴重。”從事小學教育工作的吳競在做研究生論文時，曾在河南省發放1000份有關校園欺凌的調查問卷。讓她感到詫異的是，即使是學校的心理老師都覺得自己的學校沒有欺凌。老師們普遍覺得，那些打架、鬧別扭都是小打小鬧，“小孩子懂什么?”

中國傳媒大學一份涉及26個省份的社會調查呈現了這種意識淡薄的尷尬后果。調查結果顯示，在事件發生后，68.18%的受害者選擇默默忍受，其中，近半數受害者是向老師或家長報告后無果，最終不得不獨自忍受。

高景行清楚地記著，初一下學期，有一晚，壞孩子挑戰了他的忍受極限，他魚死網破地與對方干了一架，被老師逮住。

“老師的邏輯是，只要你動手了，你就不是弱者，不是被保護的一方。”這讓他感到絕望—— 忍著忍不住，反抗也不行，他閃過一個念頭，“想把那些欺負過我的人都殺了”。

不要害了下一個“我”

到新學校上學的時候，徐曉艷的父親把孩子的經歷告訴了校長。“現在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對她都很好，時不時找她交流一下。”他在無奈中抱著樂觀：女兒性格好，終究會被老師和同學喜歡。

不過，對于大多數沒有“出事”的校園欺凌當事人來說，他們的欺凌經歷通常得不到更多的關注和反思。“活在一次次自我撕裂、一次次自我重組的絕望中。”劉洋這樣評價被欺凌后的日子。

小學六年級的他，開始聽搖滾音樂，心里的壓抑在重金屬的狂躁中得到宣泄。十幾年來，他堅持長跑，運動帶來的多巴胺讓他感到身心的愉悅。“我還從書本里找到了另一個世界，我喜歡音樂，學了好幾種樂器，即使都玩得挺爛，我每天都對著鏡子里的自己說加油。”

在社交網絡上，他號召每個人關心身邊的孩子。他悲觀地覺得，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像他一樣，在經歷了劫難后，擁有了一顆銅墻鐵壁般的心臟。“很多人走不出來，無法像我一樣，坐在窗明幾凈的圖書館答題。”

高景行覺得自己擺脫欺凌的方式“非常諷刺”。初二之后，學校按照成績分配宿舍，他憑借優異的成績，脫離苦海。

初三畢業，當他拿著檔案，走出那所“積累了所有怨恨的學校”，第一次感覺空氣那么值得去呼吸——“是啊，我再也不需要接受那種屈辱的生活。”

但是，畢業照上的那些人，仍然讓他困惑。他們擺出剪刀手，笑得挺陽光。“到底是什么，讓他們做出這么壞的事?”

李保群在法庭上給出了回答。在連云港電大女生受辱案宣判的法庭上，李保群引用了盧梭的話勸誡當事人：人都有善惡兩面，你們曾經被黑惡籠罩，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們能讓人性的善多沐浴光明。

不過，這并不能被受欺凌者接受。

“在法律制裁普遍缺位的時候，宣傳‘以德報怨’，寄希望于人性，就會害了下一個無知的‘我’。”一位成都的受欺凌者反復質問記者，“你說除了‘以暴制暴’，還有什么好的解決方法?”他無數次幻想自己成為《夏洛特煩惱》里的夏洛，“穿越回去，把他們暴打一頓，才是對自己最好的撫慰。”

徐曉艷的父親并不希望女兒在日后的生活里遺留這種憤怒。他甚至不再糾結被拖欠的賠償金，唯一的心愿是女兒的身心在平靜中得到修復。

進入新學校不久，老師曾提議讓徐曉艷擔任班干部，遭到了他的反對。“我不讓她當，就是怕她再惹那個麻煩。”

本報記者 李興麗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徐曉艷、劉洋、高景行為化名)